呵护“童心”——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丁文祥教授
四、 医工结合典范 最初，由于没有小儿专用的手术器械，小儿外科的医生们只能给年龄稍大的孩子做手术，用的是成人用的手术器械。这时，丁文祥原来对理工的爱好派上了用场，他开始设计、研制小儿专用的手术器械、体外循环机和医用修补材料等。为此，他不知往工厂跑过多少次。丁老说这对那时的他是很好的锻炼：在艰苦的环境下如何开展事业。 1974年，丁文祥开始与上海手术器械厂合作研制小儿和婴幼儿手术器械。由于没见过实物，也没有图纸，制作过程只能是摸索着进行。丁文祥先要把器械的草图画出来，交给工厂，由工人师傅试制出样品，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指导师傅调节器械材料的硬度、弹性，再拿到动物身上做实验，实验后还要对损伤部位做病理分析，看器械造成的损伤是否可以恢复，往往要经过反复修改才得到最终可以应用于临床的器械，然后让制图员根据最终版本的器械画图纸批量生产。这些手术器械填补了我国小儿和婴幼儿心血管手术器械的空白，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全国设有小儿心血管外科的医院。 在心脏手术时，人工心肺机临时担负着心脏和肺的功能，负责全身的供血供氧，地位举足轻重。成人型的人工心肺机对小儿来说太大，根本不能使用。20世纪70 年代初，丁文祥开始与上海电表厂协作设计和研制适用于5岁以下儿童的小儿人工心肺机。人工心肺机中的一个关键部件是氧合器。最初丁文祥研制的氧合器是碟片式的，1974年首次应用于先心病婴儿的手术，并获得成功，但这种形式的氧合器氧合效果并不理想。随后他又研制了鼓泡式氧合器，虽然氧合效果增强，但由于会在血液中存留一些细小的气泡，在婴幼儿纤细的血管中形成气栓塞而导致患儿死亡风险增加。后来，丁文祥和苏肇伉两人到日本考察，发现日本同类手术死亡率比国内低很多，原因在于他们使用了一种最新型的氧合器——膜式氧合器（简称膜肺），这种新型人工肺通过一层有微孔、可透气的膜隔开了氧气和血液，使血液既能充分氧合又不必产生气泡。回国后，丁文祥向上海市科委表达了研制膜肺的想法，在科委领导下，丁文祥与复旦大学、上海结核病院一起开始合作研制膜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研制成功了聚丙烯中空纤维膜式氧合器。 当年丁文祥那么辛苦研制出来的各种小儿专用医疗器械设备现今仍在应用的只有手术器械，其他都渐渐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时至今日我国医院内的医疗设备大多并非来自国产，对此，丁老分析道：“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当今国产医疗设备不振的局面：首先是国际医疗设备公司对我国市场的冲击。尽管他们设备的价钱是国产设备的很多倍，但他们的营销手段，如送医生开会、出国等吸引了医生使用他们的设备。其实他们高昂的设备价格使这种高成本营销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其次是医疗设备审批困难。以漏斗胸NUSS手术所用金属板为例，国外产的太贵了，一家国内骨科手术器械厂也研制了这种金属板，定的售价远远低于国外金属板。但面临数十万的审批费用和数年的审批时间，他们放弃了。要知道国内每年这种金属板的使用量很小，有1000个就不错了，他们的利润和所付出的审批费用和时间是不成正比的，放弃在所难免。换句话说，即使他们通过了审批，也还要面对国际医疗器械的冲击，未来的发展也堪忧。当然，医疗用品严格审批是绝对必要的，但怎样在严密的管理之下又能加速国产医疗器械的发展是值得思考的。” 五、 与HOPE基金会结缘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小儿心脏外科有了些发展，但仍是以较大儿童的手术为主，而先心病这种婴幼儿时期进行手术为佳的病种却很难在婴幼儿开展，此时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HOPE）的介入加速了中国婴幼儿心脏外科的发展。1983年，时任二医大校长兰锡纯将HOPE基金会主席约翰•华尔许介绍到了丁文祥所在的新华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参观。接待华尔许一行对丁文祥而言并非难事，因为他和苏肇伉一直留意收集整理自己科室发展过程中的资料，可以说早已做好了准备。华尔许到来之后，看着满桌子的资料，听着丁文祥的介绍，惊讶于这个中国医生竟然连最基本的手术器械都需要自行设计制造。临走之际，他邀请丁文祥和他一起吃晚饭。华尔许的随同提醒丁文祥晚饭时很可能要签协议，因为华尔许从不轻易请人吃饭。果然，在饭桌上，华尔许提出了极具诱惑力的3年培训协议：HOPE 基金会提供仪器设备配备一间现代化的手术室，装备4床位的手术后监护室，并派波士顿大学儿童医院的Dr. Jonas前来帮助开展婴幼儿心脏病治疗，中国的医生也可以出国学习，所有这些都是无偿提供的。这一明显对我方有利的协议很快被批准通过。丁文祥前后几次被派至美国进修，每一次进修他都能找到提升己方技术的关键点，几年下来使小儿心脏外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华尔许惊奇之余感叹道：“HOPE基金会在波兰也资助了小儿心脏外科，但他们多年的发展还比不上你们一年的发展。”就这样，HOPE基金会开始了与丁文祥的长期合作。 一天，在丁文祥送华尔许的儿子去机场的路上，丁文祥被问道：“我们应该怎样进一步合作？”丁文祥回答道：“我们合建一所儿童医院吧。”“好，那么HOPE 基金会出资购买设备，中方负责提供场地和房屋。”这次交谈成为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成立的契机，而之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是一场否定与坚持的较量。丁文祥迅速将这一建医院的设想汇报给了上海市政府，时任副市长谢丽娟立即组织各委办商量建院所需的资金事宜，但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并不那么富裕，没有多余资金，该提议被否定了。丁文祥感到可惜，毕竟美方已经同意资助一大笔资金。为了不浪费这样一个好机会，丁文祥又到北京找到了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钱部长听了丁文祥的讲述后颇为支持，鼓励丁文祥大胆同意HOPE基金会的提议。回到上海的丁文祥鼓起勇气给HOPE基金会发去了信息表示同意建院提案。就在丁文祥忐忑不安担心的同时，大洋彼岸的HOPE基金会也同样不平静。HOPE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募捐，而他们当时并没有那么多资金，老华尔许责备儿子未经自己同意就做出承诺，但他们履行承诺的行动非常迅速，5人募资小组马上成立并开始到全世界为这一项目募集资金。半年后，一直没有得到音信、原本以为该计划已经“告吹” 的丁文祥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加急电报，告之HOPE基金会的人将于3日后抵沪签约。丁文祥的心狂跳起来：“怎么办，我们这边还没有人同意提供资金！”他马上找到谢丽娟“坦白”了整个事情经过，谢丽娟又赶快报告给了时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江泽民，所幸此事得到了江书记的批准，丁文祥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随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顺利建成使用，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医院不盈利，卫生局每年要补贴大笔资金维持医院的运行。这一问题的解决者又被锁定为丁文祥。他被调至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带着新华医院的小儿心脏外科和内科一同前往。当时，新华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受条件所限，每年的手术量只能达到300例左右，而前来手术的患儿数量非常多，登记的手术甚至排到了2年以后。整体迁至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后，由于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病床，年手术例数先是突破1000例，后又持续上升，现已达3000余例/年。前来就诊患者的增多也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很快扭亏为盈，不再需要政府救济，活了过来。 六、 寄语年轻医生 对年轻医生，丁老提出了几点建议： 对病人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多跑病房，多跟患者、家属交流，为患儿多动些脑筋。丁文祥教授常说：“医生有点本事实际上不是自己的功劳，是患儿用性命、家长用钱来给医生机会取得临床经验和教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使得医生成长。所以有了技术之后应该更好地为病患服务。” SCI论文固然好，但钻研怎么治好病才是一个医生的本职，这不是写几遍文章、做几个科研就能达到的。 学习国外，但不照搬。消化为自己的东西后，为己用。 （作者：白蕊）  已同步至 陆医生的微博 |
